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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度调解的理性检讨

时间: 2013-11-12来源:网络

一、现行调解政策概要

2010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将“调解优先”上升为工作原则的高度。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也在第一百二十二条中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调解作为法院解决案件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在司法制度下给予其一定的合理地位。然而,“过犹不及”应成为在我们耳边时时敲响的警钟。过分注重调解必然会轻视判决的地位和作用,最终不利于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判权,有损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二、过分注重调解有违宪法原则,损害司法公信力

我们必须时刻清醒的认识到,人民法院不是党政机关,其所承担的审判权性质不同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法院工作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只能是通过审判权的合法行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必须时刻不能动摇,更不能将之与当前的国家政治目标混同,为之所遮蔽。否则,法院就会如同在大海中失去方向的孤舟,前途未可预料。正如英国法官曼斯菲尔德曾在司法有限性上给出的警示:“司法不能考虑政治结果(或者说社会效果),考虑政治结果,也就是考虑个案正义之外的问题。司法之有限性就表现在司法只考虑正义本身,而不考虑这种正义即将带来什么,会带来什么。法官也不是政客,他们只对案件的审判是否正义负责,而不是要把案件理应的结果削足适履,那样所造就的个案不公将会污染并且损害整个的司法公信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这是法院行使审判权裁判案件的宪法依据和权力来源。审判权的内在要素是:以可以形成案件的社会关系纠纷为对象,由中立的法官作为纠纷的终局裁决者,以法律规范 (国家制定的法规范、国家认可的民间规范或判例法)为裁决案件的依据;审判权的内在结构是:事实认定权、法律适用权、诉讼程序指挥权;现代审判权的基本特征是;排它性(独立性)、公正性、被动性、统一性、终局性、权威性;审判权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纷争、维护公平与秩序、保障权利与自由、制衡权力。

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落实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真正确立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才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同时也是司法体制现代化的需要。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基本标志是审判机关的独立、审判职能的分化和法官的专业化以及审判依据的理性化。在审判中过分强调“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将会使人民法院偏离宪法为其确立的宪法地位和职权,有损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权力分工原则及其有效运作,从而最终有害于宪政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三、过分注重调解对法院和当事人造成“双亏”局面

从理论上讲,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法官的固有利益越小,其对于纠纷的结局越具有中立性,获得其支持所需要的当事人主张的正当性就越重要。然而,过分注重调解,考核指标和激励机制的存在使得法官有可能不顾当事人的主张正当与否,而站到与自己利益最为有利的一方。哪怕一些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也会在法官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同意,造成“被同意”的结果。不仅如此,法院还通过 “背靠背”的方式分别向当事人传达不同信息,营造出一个只能将“让步”作为最优战略的“囚徒困境”。其结果势必挫伤权利人的权利,与民事诉讼法保护的权利者利益背道而驰。此外,民事纠纷的私权性赋予当事人自主处分自己权益的相应权能,这类处分权表现在对适用何种程序及解决纠纷方式的选择、启动、发展、终止有主动权,法院在诉讼中要适用调解必须基于当事人的申请、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化“调解优先”相当于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权力,与民事诉讼处分权原则相悖。

如果调解成为法院的主要任务,司法知识和审理技艺对法官们来说将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毫无意义。当法官们每天都致力于调解时,关于审判的智慧和经验将变得无关紧要,那些司法知识和审判经验丰富的法官将被边缘化,而那些喜好调解和善于和稀泥的“调解官”将受到青睐。比如有的法官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判决结案100件案件都没有问题,却有可能因为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率而被考核为不合格或不称职。在审判实践中,有时一个判决可能会为整个行业树立起一个规则。以前法官都愿意做这样的标杆性案件,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深怕“一判了之”,引发不稳定因素,纷纷选择“一调了之”。

四、过分注重调解既非万能又可能有损当事人权益

事实上,调解本身也不是万能的。大多数纠纷确实可以通过非正规或正规的调解来解决,但是,必然有一些纠纷是通过调解无法解决的。在民事诉讼中,调解是在第三方主持下当事人讨价还价进而达成一致的过程,而审判是法官根据法律和正义作出判决的过程,判决完全不必经过当事人同意。审判与调解分别通过不同的程序、借助不同的规则体系发生作用,适用的案件类型也大不相同。调解最适合解决“关系修复型”纠纷,通俗地说,就是熟人之间的纠纷,比如婚姻家庭案件。但是,调解几乎难以解决陌生人间的经济类纠纷,此类案件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是非对错,是确定的赔偿金额的多寡,诉诸当事人情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对案件类型不加区分,一刀切地规定一个较高的调解率指标,将导致法院和法官目标发生置换,不可避免的产生法官为了完成考核而滥用调解的现象。在上述经济类纠纷中,损害当事人诉权和实体权益的情况将大量出现,严重损害法院的司法公信力。

人民法院的根本职能是通过行使审判权裁决社会纠纷以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司法改革的实践举措不能违逆司法的基本规律,司法调解只能在宪法的框架下理性进行,而不能突破底线。

可喜的是,新形势下,法院系统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开始强调判决的重要性,强调案件质量高于调解率等指标,将原先设定过高的调解率改变为一定的合理区间进行考核,这是司法理念越来越符合客观司法规律的重要体现。在短时间内,各级法院和法官们必然难以一下子转变观念,对调判关系的正确看待和认识还需要时间和耐性。在这种情况下,调解作为结案方式仍将大量存在。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适用调解方式解决案件,都应当始终遵循自愿与合法原则,坚持上述原则不动摇,这也是《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的精神主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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